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第一，法律体现了平等精神，确立了人人平等的公民身份，赋予了公民以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作为法律人的公民通过民主参与过程而制定的法律，通过守法者商谈真实同意的法律，才具有合法性。人们无论以何种立场观察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都会发现人权问题是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

共和主义延续了这种人权观，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主权具有绝对性，人权应限于主权所管辖的领土范围之内。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只有充分发展民主，才能使得权利获得合法性基础。如上所述，在美国，由于自然法理论的权利观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权利高于宪法的观念根深蒂固，由此造成了权利发展的困境。这种自由的政治文化当然不是指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也不是指民族的伦理共识和简单的爱国情怀，而是指作为陌生人的公民同伴，彼此承认各自的公民资格，相互尊重各自的平等地位，同意就共同关心的国家、社会和人类问题进行合作，并原意就这些问题进行理性的协商、自由的沟通和充分的讨论，在合理的程序中和提供充分的理由的前提下，尽力达成理解和共识。美国政府就常常采取这种实用主义的姿态，对于国际人权问题采用双重标准。

在现代化中，伴随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形成了一个属于私人领域的独立空间。改革国际法院，增强它的司法管辖范围和判决权威，使之从仲裁性国际司法机构变成具有充足权能的世界最高法院。罗罗尔斯借助于"无知之幕"之下一群"理性人"的博弈和"反思平衡"，推导出了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及其优先顺序。

至于全球化过程，我们固然反对法律全球化中的西方化或美国化倾向，但我们也应承认，法律全球化过程也出现了反霸权主义的旨向。对于作家来说，最初所阅读的作品，会影响自己的视角和方法。在传统社会（本文意指国家产生后至现代前阶段），各个国家和族群虽然选择了不同的治道，例如有些社会偏重"神治"，有些社会偏重德治，有些社会偏重人治，有些社会偏重法治。上文对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描述，似乎在展示现代法治国家的理想图景，而这种理想图景有些类似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忽必烈所构想的"样板城市"。

法律的产生程序具备合理性，内容符合基本人权的精神，才具有正当性。这种民主同时重视作为民选立法代表的专家作用，由他们把公众意见和建议"加工"成法律。

这些法理著作的主要目标有四，一是介绍和引进西方近代的政法思想，推动中国的近代和变法启蒙运动。鉴于法西斯暴政和恶法所带来的恶果，人们开始反思法律实证主义的弊端和教训。反过来，法理学应对比较法的发展做出贡献， 使比较法不再偏重对各国法律知识的展示和法律制度的描述，而具有历史的厚度、文化的广度以及思考的深度。30年来，中国法理学的主要特点和成就如下。

如果说哈特在涉及法律的正当性时，还虑及"最低限度的自然法"，那么，卢曼则去掉了罩在法律之上的一切道德或伦理面纱，直言不讳地宣布，法律的正当性源于法律自身。环境风险和生态危机的全球化，逼迫人类进行反思和调整。这些研究不仅推动法理学的发展，而且引领了中国法学理论的发展方向，推动了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实践的发展。这种民主强调普通公民的广泛参与，即他们在一般公共领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充分表达政治意见和提出立法建议。

一般来说，平等涉及三个维度。于是，法律权力性与政治的暴力性都被暴露出来。

后现代主义者攻击现代的"主体哲学"、"规训"政治以及形式主义的法律，反对体系建构、制度规制和话语训诫，强调片段化、差异性和审美超越。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许多学者认为法律的正当性在于自然法。

法律文化是指特定社会中的法律观念。醒来后，人们开始寻找那座梦中城市，并根据每个人的记忆复原那座城市，还在女子消失的地方建造了区别于梦境的空间和街道，好让她再也不得脱身。这就是说，神圣的政治权力赋予了法律以神圣性，而法律的神圣化又转而强化了政治统治的神圣性。从总体上看，无论是西方还中国，传统社会中法理通常都有两个特点，第一，形而上的法理常常附属于宗教学、伦理学或政治学，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努力与国外同行进行对话，在借鉴包括西方法理学在内的国外优秀法理学成果的基础上，实现富有创造性的超越，进而为增进人类法学智慧和推动人类法律文明做出贡献。在鲁卢曼（台湾地区译为"鲁曼"）等人的法律系统中，法律是合法与非法的对立统一，是一个自创生的功能魔阵。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分析下，法权与法益的遮羞布沾满了剥削的铜臭和压迫的血污。历史上，自国家产生之后，法律就明显与不平等相关联，甚至成为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

二是实践导向的法理，如罗马法学家针对实践问题所进行的具体解答和学理阐释。有人认为法律是规则，这虽然捕捉到了法律的形式特征，但是法律不仅由规则构成，还包括原则和学理，例如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法就包含神学教义，而中国古代法律不仅包括作为国法的规则，还包括天理和人情。

二是提供程序平等的机制，通过合理和正当的"程序"来协调"形式"与"实质"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在主要论域上，中国法理学积极研究重大法学理论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研究民主、法治、人权、法律现代化以及法律全球化等。

这些普世价值有助于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权利保障。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继续坚持自然法理论，则不利于确保现代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当此之际，中国法理学研究，需要更多关注德沃金的权利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哈贝马斯的商谈论。但同古希腊相比，在古罗马的法律发展中，实践导向的法理学占有的地位更突出。

这些对法律类型化的努力都取得了部分成功，为相关的法律研究提供了穿越历史或跨越文化的重要分析工具，但是一旦把它们推广运用到复杂的法律形态和具体的法律实践，就会产生各种问题，引起许多争议。只有在这种大众与精英的交往互动和沟通循环过程中，才能确保合法之法的产生和发展，实现法律与自由的良性互动。

既关注法律的官方之维，也关注法律的民间之维。这也决定了司法权与立法权不同，立法者通常都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而法官行使的是一种中立的权力，而这种中立性有助于维护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我们发现，对于法律的固有复杂性，任何一种定义或类型的表述都显得过于简单，任何一个学派的视角也都显得片面。然后，他们相应把法律分为三种类型，即压制型法（repressive law）、自治型法（autonomous law）和回应型法（responsive law）。

值得注意的是，jurisprudentia是西方最早出现的表达"法理学"含义的词语，乌尔比安把它的含义界定为"人和神的事务的概念，正义与非正义之学"。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是一种悖论关系，离开法律，自由将失去保障。与传统法律相比，现代法律取得了以下几个进步。他们不再关怀普通民众的法律情感和正义吁求，不再从理想的角度来批判法律的事实性和重构法律价值正当性。

同时，法理学在强化批判意识的同时，学术共同体还应主动进行学科的自我反思，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对于学术失范的行为进行密切的监督和严厉的批判。形式平等具有不问结果的旨向，可能放纵事实上不平等的结果，因而实质平等便作为形式平等的对立概念。

据统计，从清末至1949年，中国共出版法理学著作（包括译著）多达425种。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从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入手，以动态的类型划分研究了法律的历史类型，首先按照历史顺序把社会组织分为三种类型，即前官僚型、官僚型、后官僚型。

推动了人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使基本人权成为法律正当性的基本尺度。原教旨主义指责社会的现代化导致了道德沦丧，人心混乱，世风日下。